2026年3月，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于两会期间表决通过，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性、一体化的“法典化”新阶段。
法典的出台，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污染归环保、发展归经济”的分散治理走向全链条系统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气候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刚性约束的法治升级，以“全链条”为核心逻辑，实现了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的全链条系统治理。
此外，法典更开创性地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实现了“双碳”目标入法，并伴随罚则的全面升级形成了刚性震慑。这种转变的背后，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告别过去依赖行政指令的“软约束”时代，全面迈入以刚性法律为准绳的“硬法时代”，绿色低碳产业、碳交易、高碳行业转型、气候减缓与适应等领域也首次被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在法典构筑的绿色规则体系下，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引导资源配置、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有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绿色金融才能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绿色金融领域先行者，兴业银行长达二十年的“逐绿”之路，与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相伴而行，见证了绿色金融从理念萌芽到体系化发展的进程。当“双碳”目标从共识走向行动，兴业银行对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持续提升，更展现出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耐心与体系化能力。
战略演进：从得风气之先到体系化深耕
兴业银行的绿色基因，有着深刻的地理与时代条件。福建是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与实践地，根植福建，使得兴业银行在战略嗅觉上具备了天然的敏锐度。回溯二十年发展，一条从理念引入到体系深化的进阶之路清晰可见。
探索阶段，兴业银行以“引进来”实现破局。2005年，与其战略投资者——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在国内率先推出能效融资产品，并引入国际绿色金融规则搭建本土化服务框架。2008年，成为境内首家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建立了严格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核标准，为行业树立标杆，也为自身高标准风控体系奠定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美丽中国”建设被写入国家战略，兴业银行的探索进入“定方向、布全局”的战略引领期。在2012年至2019年间，兴业银行将绿色银行列为“三张名片”之首，并明确了“打造一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提供商”的目标，绿色金融提升至全行战略高度。这一时期，绿色金融业务规模与产品体系快速扩张，实现了面状铺开的跨越。
到了2020年，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让绿色金融更加聚焦于服务降碳领域。面对新的时代命题，兴业银行选择“沉下去”，迈入深化阶段，成立碳金融研究院，在碳核算、碳资产管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碳金融产品创新等领域创新探索。截至2025年末，其表内外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达2.46万亿元，其中“降碳”领域占比近六成，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种跨越周期的战略定力与持续长跑，让绿色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底色。
发展范式：打造立体全面的绿色银行
二十年的战略坚守，内生动力从何而来？回顾其绿色银行的实践历程，兴业银行的核心优势呈现出立体全面的布局生态，真正化为了具备商业可持续性的核心竞争力。
战略的落地，首先依赖一套穿透各层级的治理骨架，兴业银行构建了覆盖治理层、高管层、执行层的全链条集团化治理体系：将董事会关于ESG管理的最终责任写入公司章程，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本行绿色低碳发展规划，监督、检查和评估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实施情况；高管层设立绿色银行战略推动工作组，执行层将绿色理念内化至各业务条线和中后台管理部门，形成了“专业部门搭台、业务条线唱戏、中后台强支撑”的协同网络。在高效机制保障下，兴业银行依托集团综合化经营优势，构筑了涵盖信贷、投行、基金、租赁、信托、理财等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末，人行口径绿色贷款余额达11,075.54亿元，“十四五”期间复合增长率28.23%，保持股份制银行首位。这些绿色贷款所支持的绿色项目可实现年节约标准煤1,725.8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676.21万吨，相当于每年种植约15-20亿棵树木的碳汇效果，有效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随着“双碳”进程进入深水区，面对高碳行业转型融资缺口的结构性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于2024年出台，并明确提出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兴业银行迅速跟进，推动构建转型金融体系，出台《兴业银行转型金融规划》及《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录》，完成了从支持“纯绿”到推动“转型”的业务闭环，实现了“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双轮驱动。
业务版图的持续扩大与边界的不断拓展，还需要建立在严密的风险支撑之上。兴业银行自主研发的客户ESG和气候风险评级模型已嵌入风险管理系统上线使用，75%的评价指标实现系统自动采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覆盖十个碳相关行业及沿海台风灾害情景，并首次将测试结果应用于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为资本规划提供依据。2025年，创新开展ESG管理体系建设执行情况专项审计和气候风险审计调查，切实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与发展动能，以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战略实施和经营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运行。
对外支持绿色发展、对内推进绿色运营，兴业银行将绿色理念融入经营管理全链条，通过对全价值链的重塑，形成了内外共振效应。2025年，兴业银行人均碳排放强度3.35吨/人，较2020年下降22.56%，单位资产碳排放强度2.08吨/亿元，较2020年下降36.31%，顺利完成自身运营碳中和第一阶段目标（即：2025年实现自身碳排放强度相比2020年下降20%）。与此同时，良好的ESG表现不仅是“面子”，更是“里子”，ESG工作的财务价值正在显现。2025年兴业银行通过多措并举推动绿色运营工作，实现办公耗电、耗水、公务车耗油量、用纸分别同比下降4.96%、10.10%、15.89%、20.73%，其中全年水电费列支数同比下降1500万元。
绿色实践的内外共振，推动兴业银行明晟ESG评级跃升至全球最高级AAA，并连续五次获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绿色银行评价先进单位”，绿色银行建设正不断转化为该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法典时代：
服务国家低碳转型大局，夯实绿色竞争力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目标与任务更加明确，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法典时代下，随着碳市场逐渐健全、重点行业碳排放管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转型技术路径的法律地位等将被纳入法治框架，企业环境责任的边界被刚性划定，降碳、减污、扩绿已不再是政策倡导下的“加分项”，而是法治轨道内的“必答题”，这也将深刻重塑市场主体的经营逻辑与生存法则。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既是约束，更是机遇，据悉，兴业银行在其新一轮五年发展战略规划中，已明确提出以“数智化、绿色化、国际化、综合化、生态化”为引领，并将绿色化定位为经营发展的鲜明底色。
然而，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方之力可以完成，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需要构建更为紧密的利益相关方协同机制。对于监管机构，需进一步完善转型金融标准体系，通过差异化监管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投向转型领域，将绿色低碳转型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提升商业银行参与碳市场建设的积极性；对于银行业，应摒弃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思维，将气候风险切实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持续提升可持续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可比性，杜绝“洗绿”；对于实体企业，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高碳行业主体，必须认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主动对标能效标杆水平与碳排放基准值，围绕工艺装备升级、生产流程优化、能源结构替代及碳数据管理能力建设等关键环节，制定可量化、可追溯的减碳路径，以实质性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驱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从而更精准地获取金融资源赋能；对于社会公众，更应该意识到作为绿色消费与低碳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与监督者的重要性，这将最终决定绿色产业链的价值实现。
从福建的一株“新芽”到如今覆盖2.46万亿融资规模的“繁枝”，兴业银行二十年的绿色银行建设史，印证了“寓义于利”的商业逻辑。在法典时代的开启之际，这种将国家战略、法治规范与商业逻辑深度融合的金融实践，无疑将为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更生动的时代注脚。